的“经济民族主义”能走多远? 作为社会运动的反全球化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11月在西雅图举办世贸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爆发的,此后类似的社会运动连绵不断,但支持这些抗议的基本理念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公平的呼吁以及环保主义的诉求等左翼思想。只是在最近两年,从英国公投“脱欧”到倡议“美国优先”等现象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才被视为反全球化的力量凸显出来,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盟关系,因为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以民族国家为整体的利害得失。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以有力证据指出,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实际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因此,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是在许多国家内部同时造成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也就是说,对于全球化的争端与分歧主要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就反对全球化的理念而言,在逻辑上更为相关的是“阶级”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 那么,民族主义何以能够被“借用”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借用的政治有效性依赖于某些关联因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在袭击时而发生情况下,这在一些欧美国家引起了安全困扰,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受挫、安全恐慌与文化不满的三种人群汇集合流,扩大了反全球化群体的规模,足以成为政客和党派在选举博弈中争夺的对象,并以捍卫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反全球化的议程。然而,民族主义诉求与反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关联是偏颇的,因为在西方社会中同时存在大量的全球化支持者: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受惠者,是开放和多元文化的信奉者,也不相信移民与安全隐患之间存在证据可靠的因果关系。 因此,全球化在欧美社会造成的是态度分裂与政治极化,而不是鲜明统一的民族利益与文化认同。那么,如何可能将反全球化这种高度争议的主张加诸于整个国家?这无疑需要一种政治策略,需要建构一个否定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人民”来代表整个民族发言。而这正是政治的特征——对“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的代表性垄断。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在离任白宫不久之后的一次长篇媒体访谈中坦言,在他与策划的选战策略中,最具有感召力的诉求是与“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倡议恰恰是这两者的结合。 《时代》周刊以班农作为封面,配的标题是“大操纵家——斯蒂夫·班农:白宫首席战略师”。然而,民族主义用于对抗全球化的策略,其有效性是高度不稳定的,如果反全球化的诉求无法在民众当中形成主流共识,则必须借助的动员,将反全球化“建构”为整体的民族利益。在实践中,这种策略在选举博弈中的成败记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是双方相差4个百分点,并没有一方获得压倒性多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但他获得的大众选票还相差对手希拉里2个百分点。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具有全球主义立场的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超过65%的选票,压倒了“国线”领导人勒庞。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的政治联盟获得了最大优势,虽然“另类选择党”势力有所上升,但仍然位居第三。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紧张,但并非不可调和。“经济民族主义”未必与全球化相抵触,中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受惠于全球化的进程,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层面上,民族主义作为身份认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以至于有不少人相信民族身份才是真实稳定的,而全球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是非常虚幻的,无法作为可靠的身份认同资源,提供人们需要的归属感。但在我看来,这两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对立,虽然具有现实的原因,但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实际上,民族身份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民族身份的构成,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简单地说,原生论的观点认为,民族身份是给定的(given),是“先天的自然产物”,由共同的祖先、亲缘、血统、故土、家园、习俗、信仰和语言等这些无可更变的“原生”属性所确定。这种解释源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费希特与赫尔德的论述)。但在二战之后原生论遭遇了许多质疑和挑战,现在很少有学者坚持纯粹的原生论观点。 在工具论者看来,民族身份(与其他族群身份一样)是政治实践的工具,是现代民族国家在领土边界内政治的特性,往往是政治精英在政治动员和权力竞争中操纵的工具。建构论者反对原生论的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做成的”(made)或者说是建构的,但并不只是精英操控的结果,而是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建构。民族身份是在民族国家条件下的一种自我理解方式,但这种身份认同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凝固的。 让我们来探讨法国思想家迈斯特的一段名言:“在这世界上不存在‘人’这种东西。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我甚至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波斯人。但至于‘人’,我承认在我生命中从未遇见过。”这是相当典型的民族身份原生论的修辞,似乎有力地揭示抽象之“人”的虚假性,坐实了民族身份的真实具体性。但这种修辞恰恰掩藏了一个事实: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也是某种抽象的产物。一个建构论者完全可以借用迈斯特的修辞说:我见过四川人、上海人、北京人和湖南人,我甚至了解海南人,但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人类最初都只是“部落人”,民族身份是现代的建构(今天在许多民族国家尚未成熟发展的地区,部落身份仍然远比民族身份更为“真实”)。与更为具体切近的家庭、宗族、社区和故乡认同相比,民族身份无疑是一种抽象的建构。既然如此,那么在逻辑上就无法排除这种抽象建构进一步上升、形成全球身份的可能。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在身份构成上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做成的”,因此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民族身份不具有“天然的真实”,全球身份也并非永远的“虚妄”。 当然,理论逻辑并不等同于实践逻辑。有效的身份建构与所有意义建构一样,并不能单纯依靠理念的任意构想来实现,而必须符合相应的社会实践。当人们的生活彻底困于家族和部落的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如果日常的社会实践完全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全球身份也至多只是少数理论家的奇思异想。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意义地谈论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恰恰是因为全球化实践已经逐步地、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当今世界在物质和文化上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了物资、信息、文化、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全球化已经变得现实而具体,正在影响人们的自我理解并改变其身份认同的结构。 然而,全球化的影响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欧美国家,教育水平较高、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更容易认同全球主义,而对其他许多人而言,民族国家内部的实践仍然是自我理解的主导部分,也更倾向于信奉民族主义。但这种非均衡的分布一直在逐渐改变,而且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是多重性的,不必在民族身份与全球认同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主义是虚幻的,而只是表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持久性被远远低估了,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媒体将自己的立场过度投射,造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舆论错觉。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视野来把握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汉斯·摩根索被忽视的洞见。摩根索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奠基者,在其经典著作《(民族)国家间的政治》中,有一句被反复引用名言:“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世界国家(政府)。”但读者大多只记住了前半句话,并就此断定“冲突是世界政治的本质”,因为我们会想当然地假定“世界政府”不可能出现。然而,这并不是摩根索的本意,否则他不会专门在第九部分用两章来讨论“世界国家”和“世界共同体”。摩根索实际上是在思考建立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条件,他为此参照分析了三个跨民族的原型:罗马帝国、瑞典和美国。他的结论是,罗马帝国通过征服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模式在现代已经不再可行,而瑞典(这个由说四种语言的22个民族、经过一两百年的分分合合最终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是偶然的地缘政治的产物,也不可仿效。 在摩根索看来,只有美国具有可资参考的价值,而美国模式的特征在于“美国人民在建立政府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社会”。他因此主张,建立世界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形成“世界社会”,为此他展开分析了如何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发挥文化融合与功能协调的作用,提供“不同国家人民对共享的共同需要的满足”,为形成“世界共同体”建立基础。 摩根索这部名著的初版发表于1948年。在7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共同体”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已经不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无论在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与发展,文明对话与和平,还是在应对贫穷、人道危机与疾病传播,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以及防范威胁等方面,不同国家的人民的确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共同需要。人类面对着许多无法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解决的问题与期望实现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想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 也许谈论“世界国家”仍然为时过早,但全球治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或不再重要。全球化的进程也并不要求越过或绕过民族国家,而完全可能基于和经由民族国家来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同时具有民族身份和全球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克服与超越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立。 民族主义的新表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