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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乐记》载，战国初，魏文侯曾对孔子学生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倦。”这里的“古乐”指的是上古的《韶》、《武》等雅乐；“郑卫之音”是指当时流行的民间“新乐”，大概与桑间濮上男女幽会求爱的歌乐相类。这位魏文侯也还老实得可爱，在雅士面前，并不隐瞒自己爱听“流行的”，而不爱听“古典的”的俗趣。 孔子则特别钟爱古乐，他欣赏“尽善尽美”的《韶》乐后，竟“三月不知肉味”。对于郑卫之音他极为反感，所谓“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而后荀子和《乐记》也把郑卫之音贬为“使人心淫”和“乱世之音”。古时没有录音技术，这种“乱世之音”的音响效果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郑卫之音的歌词文字却传留不少。相传经孔子删订过的诗三百篇中，《郑风》、《卫风》共计六十篇，约占全书的1/5。按照朱熹统计，其中不“淫奔”之诗还有二三十篇。足见孔夫子对郑卫之风也还相当宽容，并不完全以个人好恶而定取舍。 人心之“喜新厌旧”，引起艺术无休止的变化。下划线考之于戏剧史，就足以为证。戏曲声腔于元代重北曲， 明代中期则已盛行南曲系统的海盐腔，北曲渐趋式微。至嘉靖年间民间又渐渐以昆山腔代替了海盐腔。昆山腔方兴之时，也只流传于民间歌儿之口，并未登富贵人家的大雅之堂，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就完全成为古奥的“雅部”，听者“无不茫然不知所谓”(焦循语)，而逐渐兴起于民间的“花部”诸地方声腔中，“虽妇孺亦能解”，也就深受百姓欢迎。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曾称“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当非虚妄之论。 这一切说怪不怪，凡流行的艺术，总是社会心理刺激的结果，在特定的时间里，显得通俗易懂，与众人情趣相合，自然易于为当时民众所接受所喜爱。古典艺术则是过于某个时代的产物，在它兴盛时的那种群众心理原状已不复存在，加以时间的距离，这些艺术愈来愈显得典雅甚或艰深。这种距离感常使未受专门训练的一般人感到不亲切不解渴。清初的李笠翁就已点明：“演古代戏如唱清曲，只可悦知音数人之耳，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故而，凡是流行的，总是多数人的；凡是古典的，总是少数人的。像戏剧这样的群体性艺术，需要许多人的合作， 自然容易倾向通俗化、流行化。 但是，由于变化的社会心理又总是迅速地推出新的流行的艺术，于是“流行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兼有“短暂性”。古典艺术则不然。它曾经过“时代的”和“历史的”两种选择，因而就成为一种可以长期保留的艺术。如果“流行的”某种艺术品经过十年、 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遴选依然流行于世，那么这少量传世之作就已变成“古典的”了。就如当年流行间濮上的俗唱，流传于今都已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深奥的“古典”。从这个角度看，凡是流行的，总是短暂的，凡是古典的，总是长存的。唯其如此，也就有不少戏剧家喜欢不遗余力地对古典戏剧进行再创造，使之不断地以新面貌出现于各个时代的观众面前。“流行的”刺激了艺术的创新，“古典的”肯定了艺术的传承。前者促使艺术类型形态的裂变、重组与更新，后者则维护了整个艺术世界的“生态平衡”，让历史的精华代代相传，为后人保留了许多选择的机会。更有许多交叉的现象。如：在追求时尚时却复活了古典，在弘扬传统时却启发了创新，古典的借新潮得以广为传播，流行的借传统反而行之弥远，等等。且以四百年前莎士比亚戏剧的重演为例。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说古代英语的莎士比亚，也有说现代汉语的莎士比亚；有追寻当年环球剧场样态的复旧式的莎士比亚，也有爵士乐伴唱的先锋派的莎士比亚；有穿着日本和服的莎士比亚，也有穿着中国戏装的莎士比亚……

作者运用莎土比亚戏剧重演一例是为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