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博物馆:使命、特征与策略 严建强 邵晨卉 (浙江大学,杭州,310058) 内容提要:地方博物馆是依托于特定地域社会的在地式博物馆,随着民族国家与区域社会的出现 而形成,负有系统收集本地区社会记忆载体,并进行整理、研究和传播的使命。地方博物馆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收藏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及展览功能,导致展览要素构成的复杂化,并对当代展览策划的程序提出挑战。然而,在当代中国,地方博物馆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许多地方博物馆馆长并不清楚它与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区别,这种观念的混乱导致地方博物馆建设盲目模仿古典艺术博物馆,从而放弃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责,并淡化了地方博物馆存在的理由。本文希望通过对地方博物馆与古典艺术博物馆的比较,帮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地方博物馆的使命、特征,并制定适合自己发展,有助于更好履行自己使命的策略。 关键词:地方博物馆;收藏;研究;展览;策略 地方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区域博物馆是一致的,总是与某一片特定的土地相关联,承担着这片土地各种记忆载体的收藏、研究与阐释的职责,并藉此增进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和热爱。在中国,这类博物馆数量很多,大多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在博物馆界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也是很长时期内博物馆建设的重点。然而,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也显示出,一些地方博物馆的馆长知道自己是博物馆馆长,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地方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对地方博物馆的工作内涵、特征及其使命的认识并不清晰,每每按照传统的古典艺术博物馆的方法与目标要求自己。当授命要建一座新馆,他们会赶紧前往类似上海博物馆这样的古典艺术博物馆去观摩,立志要做成那样一座博物馆,他们也由此对珍贵而美丽的“镇馆之宝”格外敏感,千方百计到拍卖会上寻宝,然后津津乐道地将这些藏品做成精品展览。博物馆落成后,他们会发现,人们参观完这个博物馆,除了看到一些精美的文物外,对这片土地基本没有概念。既不知道这座城市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走到今天的,也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经历的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以及人们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这样的地方博物馆并没有成功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辜负了这片土地及人民,也辜负了地方博物馆的牌子。这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写下此文,对上述的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梳理与分析,希望能够激发业内同行的共同关注。 一、地方博物馆的特征与使命 1. 在地式收藏与地方博物馆的兴起 为了说明地方博物馆与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区别,我们先追溯一下历史,从收藏史的角度作一些分析。 博物馆文化起源于人们对喜爱物品收藏的愿望。这些收藏最初是泛地域的,就像中国老话所说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物品的品质符合收藏者的要求,就可以进入他的收藏柜。如果说最初的收藏还会有个人纪念意义的考虑,随着收藏物的流通,古董市场的形成,物品保值与增值的特征受到关注,个体生命的纪念性含义被削弱和淡化,“美丽”、“珍贵”与“稀罕”成为收藏者核心的价值取向。这种收藏在今天依然是主流,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博物馆,在今天的博物馆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世界最著名博物馆大都属于此类,如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乌菲齐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等。从博物馆分类角度看,这类博物馆可归入古典艺术类博物馆的范畴。 随着民族国家和区域社会的形成,一种不同的收藏观诞生了。在近代国家体制下的区域社会中,土地与人群之间所具有的固定与恒久关系使居民产生了对土地的归属感和对传统的认同感。为了追根溯源,了解自己的历史与传统,地方性历史学会应运而生。学会在收集各种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对先人生产与使用的物品深感兴趣。大多数文献是专为人们阅读撰写的,这些物品则是为了某项具体的功能制作的。它们虽不像文献上的符号那样明确告诉读者其间的含义,但对于一个了解器物与历史背景的研究者来说,可以通过深入的研究探明物品生产者的生产过程、生产目的、生产技术与工艺,以及他们的审美与信仰的夙求。和文献相比,虽然它们所蕴含的信息不是显性的,不易被普通人释读,然而正因为它们不带有传播学意义上的意图与动机,所以反映的信息更加真实,更具有实证的权威性。 传统的收藏原则与标准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区域社会的收藏而言,被收藏的物品应该是与他们生活其间的土地具有联系的,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泛地域模式的收藏模式称为“在地模式”。如上所述,泛地域收藏模式强调的是物品美丽、稀罕与珍贵的品质,至于是何处生产的,以及如何生产出来的,并不特别在意。在地模式则不同,它所着眼的是物品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物品中所包含的关于这片土地的记忆,它所具有的证明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活动真实性、确凿性的能力。它可以是美丽与珍贵的,比如它证明了这一地区具有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审美,但也可以是普通和日常的,反映了人们生产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特征。对于泛地域收藏,收藏者习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系统性及物品间的关联不会引起特殊的关心;对在地式收藏来说,不仅要收藏个别的物品,还要将它们纳入历史的语境中,探讨物品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它们在时间上是具有联系的;同时也关注 这件物品与相关物品的关系,它们是怎样配合使用的。所以,对于泛地域的精品取向的收藏来说,它们通常会说我得到了什么,而不会说我缺少什么;但在地模式的收藏则会意识到,在系统的叙述方面,某些环节的缺失将导致叙述不连贯,其权威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会努力寻找缺失的环节。这一切都表明,由于收藏的动机与使命不同,两者的价值观、判断、聚集的重点,都会不同。所以,在地式收藏应该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收藏策略。 2. 地方博物馆的特点与馆长的使命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博物馆都是从现存的收藏基础起步的,民间收藏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即受古董市场支配。当这些物品被聚拢,并转化为公共文化资产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明显带有泛地域的精品样式。这一现象影响了地方博物馆的建设。一些博物馆馆长上任后,往往把自己的使命与职责混同于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他们在心目中往往以上海博物馆为楷模和样本,希望在展厅里呈现大量美丽珍贵的展品。为此,他们乐此不疲地参与古董市场的拍卖活动,不管拍卖的对象是否与自己所属的土地有关,也不管它们是否与地方博物馆的使命与任务有关。在这种收藏政策指导下所征集起来的藏品,很难担负起向本地居民叙述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的故事的使命,也无法举办一个能让观众认识、理解和热爱这片土地,能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博物馆 展览。 所以,了解地方博物馆的特征与使命,就成为当代地方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关键。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确地方博物馆馆长的工作内涵与社会职责,也才能建立起符合地方博物馆特殊要求的收藏体系,才能更好地履行系统收集、研究、传播地方社会历史记忆的使命。 二、地方博物馆的收藏与研究 1. 用宽广的学术视野去捕捉博物馆资源 与艺术博物馆及专题博物馆不同,地方博物馆与某一特定的土地相关联,与土地及人们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是博物馆应该关注的,由此所涉及的各类物品也都应该纳入博物馆收藏的范畴。这意味着,对地方博物馆来说,所涉及的学科要广泛得多,包括历史学、民俗学、自然史、地质与生物学等。如果说专题博物馆如同专科医生,那么,地方博物馆更像一个全科医生,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只有对更广泛的学科领域的 兴趣与敏感性,才能真正了解本地区博物馆资源,建立有效的收藏体系,提炼适宜的主题,并做出合理的布局。 目前地方博物馆馆长大多接受的是人文学科的训练,擅长于文史与考古,这一学科的基础对于他们的工作是适宜的,尤其是历史学,本身就具有辽阔宽广的视野,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沿革,而且对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科技史等,都会有所涉及与了解。但由于我们高等教育中分科化倾向过于严重,各学科画地为牢,甚至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这种教育模式显然影响了学生的学术视野,由此形成的狭隘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一个地方博物馆的馆长显然是不利的。当他审视故乡的土地时,只能从狭窄的线型的历史维度去考察,对这一区域的地质运动与生物演变,水文、土壤与资源、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等,就缺乏必要的敏感性。这样,一些对其他学科来说非常重要的博物馆资源,就会与他失之交臂。 生命的有限使我们难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们的知识贮量总是有限的。对地方博物馆馆长来说,并不是要求精通相关的各类知识,而是怀抱一种开放的心态,不为自己原先的专业所囿,倾听其他学科专家的声音,关注相关学科研究的新动态和新成果,使自己对与区域社会相关的知识保持必要的敏感性。这种开放与敏感,将使他能对本地区的博物馆资源有更准确的了解,对重点有更中肯的判断,从而能更全面地建立适宜 反映与表达区域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与特征的收藏体系。 2.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建立博物馆收藏体系 艺术品收藏是一个开放系统,严重受机遇影响,收藏清单难以预设,所以古典艺术类博物馆的馆长只需知道 自己拥有什么。对于一个地方博物馆的馆长,当他试图为观众呈现本地自然与历史演进的系统画面,尤其是展示那些影响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时,会意识到所谓的缺环问题,即面临实物证据的缺乏。博物馆展览不同于志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能仅依赖文献,要使展览具有权威性与说服力,实物证据至关重要。证据的缺失既影响过程的叙述,也使展览缺乏实证的权威性。为此,地方博物馆馆长不仅要非常熟悉自己的馆藏,同时,也要了解馆藏的缺环,清楚知道需要征集哪些藏品来补充。 一座艺术博物馆在收藏时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系统,理论上并不存在穷尽的可能性。但对一座地方博物馆而言,它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说它封闭,是因为相对“今天”的过去生活已结束,成为过去完成时,所以涉及过去时代的遗存物不具备增量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是可以被穷尽的;说它相对,是因为历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的今天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区域性收藏是一个长久的、甚至永恒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博物馆不仅要为今天收藏昨天,还要为明天收藏今天。既然作为传统的历史生活已成为过去完成时,其文化遗产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尽最大努力收集尚存的遗存物就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奢望,而应该是一种理想和目标。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中,地方博物馆应该收集所有可能证明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各种物品。 这样,地方博物馆馆长不仅要知道自己的馆藏有什么东西,还要了解自己的馆藏缺失什么东西。要了解馆藏有什么并不是难事,但要了解馆藏缺什么,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首先,他必须充分研究地方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熟读地方文献、考古报告与当代的相关研究成果,深刻理解本地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阶段性及其特征,了解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了解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困惑与瓶颈,以及人们用怎样的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人们在克服生存障碍的过程中怎样创造文化,这些文化有怎样的特点,它们如何构成区域文明的特色,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基因(米姆meme)影响当代人的价值 观念与行为方式。只有充分了解这些,他才知道哪些物品是反映本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哪些物品是代表区域文化特点的,以 及哪些物品是某种重要现象和事件最具说服力的证物。 其次,他还要努力寻找“运气”。虽然一个地区的历史遗存物是一个常数,从理论上可以穷尽,但现实显然远没有这样幸运。历史遗存物的留存颇具偶然性,并不是所有历史现象和事件都有遗存物作为证明,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物品尚留存于世。收藏品作为一种物质存在,要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对于史前的考古物品,我们所能得到是尚未腐烂的部分,对于历史时期的物品,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随葬品,多是受某一观念的删选留传下来的,这种观念规定了传世和随葬的价值标准,不在此列的就难以得到留传。即便是有幸留存下来的物品,是否有幸被我们发现,能否进入我们的收藏,依然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博物馆能否获得我们认为的重要物品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然而俗话说“幸运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表明运气与努力有关。对于地方博物馆收藏者来说,通过上述深入研究,会大大增强对“适宜的”和“重要的”的敏感性,从而使我们不失时机地抓住运气与机会。 3. 对藏品进行跨学科的语境化研究 由于艺术博物馆藏品来源的泛地域性,受系统性制约的程度不大,所以艺术博物馆虽然在研究中也必然会涉及作者、产地和艺术流派的问题,但其藏品研究多为对单件作品的研究。相比之下,地方博物馆的藏品研究更关注藏品与土地的关系,关心将藏品置入特定的区域历史文化的语境中研究。一件艺术博物馆馆藏的精美瓷器,研究者着重从风格学、图像学等审美的角度展开研究,而在地方博物馆,研究者更关注的是这件瓷器所反映的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包括它是用什么原料、工具与工艺制作的,它在本地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形制与色彩与本地审美的关系、纹饰和图像反映的民间的愿望和信仰,它的销售、运输与消费,为本地的经济发展及知名度造成了哪些影响,它起源与兴盛在什么时候、何时走向衰落等。可见,这类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更加广泛,包括工艺学、材料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也有风格学与图像学。由于地方博物馆的某类收藏都出自同一地域,它们之间具有明确的历史传承关系。也就是说,地方博物馆在研究藏品时,必须将它纳入历史演变的逻辑关系中,为这件藏品确定时间坐标,明确它在历史演变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在整个发展变化中所扮演的 角色。只有这种历史维度的研究,才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物品建立起历史的 叙事。 另一点与艺术馆不同的是,地方博物馆对器物的研究还涉及关联信息的问题,即该器物与其他物品之间的关系,它们是通过怎样的组合方式共同作用于某一功能的。 这种语境化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研究的色彩。 三、地方博物馆的展览策划 1. 展览布局与基本陈列策划 地方博物馆展览策划首先会遇到主题确定与总体布局的问题:这座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怎样构成的?要安排哪些主题和内容?并怎样进行布局? 从中国地方博物馆建设的实践看,关于展览布局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就一个省区的范围里,要尽量减少重复和雷同,所以,各县区不必都建反映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而应该选择一个专项课题,将它做大做强,比如,这个县建立一座科举博物馆,另一个县建一座船舶博物馆或桥梁博物馆。这样一来,当你到该省区参观博物馆时,就会看到主题完全不同的一个博物馆展览网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博物馆,他的使命要求它必须建立一个反映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 持前一种观点的人,通常是站在一个旅行者或大区域博物馆管理者的立场上,着眼于突出博物馆的差异化,希望在某一较大的区域内形成题材丰富多样的格局。必须承认,这种观点很有吸引力,有助于强化各地博物馆展览的不同特色,也为公众提供了多样化的知识;但总体而言,笔者还是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原因是,从地方博物馆的资源特征及所承担的使命看,前一种想法存在着问题。 从地方博物馆资源的角度看,县一级博物馆的资源是有限的,主要由考古发掘品与传世品构成,各历史时期的文物多少都有一些留存。如果该县仅建一座专题性博物馆,而没有反映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展览,那么,该馆馆藏物品就很难有机会转化为展品,只能长期藏在库房;另一方面,一个县要建立一座专题博物馆,是否有足够的藏品支持,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因为要策划一个具有特色的常设性特展是一回事,要支撑一个专题博物馆是另一回事。如果藏品条件不成熟,那么,展览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从地方博物馆所肩负的使命来看,前一种思路的问题更大。如上所述,地方博物馆承担着系统保存、整理、研究本地区社会记忆载体,并将这些记忆载体通过展示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的职责。如果为了大区域的差异化布局而放弃上述的责任,是很不恰当的,不仅本地观众失去了认识自己故乡的场所,外地观众也失去了系统了解该地区历史文化的机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地方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所以,无论从使命,还是从资源特点的角度看,都应该有一个反映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既作为本地人乡土教育的教室,也作为外地人了解本地文化的窗口。事实上,许多地区除了一般的历史外,通常会有 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现象、人物,也可能有些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以将这些题材形成各具特色的常设性特展,作为基本陈列的补充。这样一来,就形成了1+nX的模式,即一个反映本地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加若干个反映在地区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现象、人物或 考古发掘的专题性特展。再加上临时展览,一个地方博物馆的基本布局就形成了。 在一些地区,如果曾经发生过具有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影响力的事件、现象,那就可以设立专题博物馆,这样,该地方博物馆的模式就变成2+nX,这种格局随着人们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变得越来越多,仅在笔者生活的省份,就有许多案例,如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除了介绍义乌本土的自然与历史文化的基本陈列外(图1),还有一个介绍中国商贸文化的常设性特展;在毗邻的东阳,因东阳木雕在中国木雕界的崇高地位,添加了介绍中国木雕的常设性特展;同样,以五金文化闻名的永康,也建立了介绍中国五金文化的博物馆。杭州余杭区也是这样,余杭塘栖曾是明清时期江南水乡市镇的突出代表,所以位于余杭区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也有两个主题展:“余杭,我们的家园——余杭历史文化陈列”(图2)和“江南水乡文化陈列”(图3)。同时,由于馆藏有丰富的良渚文化玉器,所以策划了“文明曙光——馆藏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图4)。这种格局既很好地履行了地方博物馆的使命,本馆藏品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也突出了地方文化的亮点,形成了地方博物馆的特色与号召力。 关于地方博物馆中地区历史文化展的策划,是一个长期困惑博物馆展览界的问题。从中国博物馆展览的实践看,大体上有两种模式:类型学的和叙事的。 类型学的分类指标不尽相同,较早出现的是一种材质分类的,将藏品按质地分类,再根据各类文物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这种展览更接近于古典艺术展的样式,主要突出器物本身的审美品质,同时将同一类型的物质文化作了梳理;也有按社会生活部类分类的,将藏品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属性分类,再按时序排列;此外,还看到一种按文化遗产形态分类的展览,展出了一个地区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类型学的展览,有利之处是对某一类型有集中的表达,保持了形态的完整性,但这种展览由于将历史中紧密关联、互相影响的要素肢解分离,使观众难以形成对该地区历史变迁的总体印象。所以,要让观众相对系统地了解地区的总体的历史演变,了解社会运动中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及影响,这种类型学的陈列体系显然是不利的。按这种方式组织的地方历史主题展览我仅在中国见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尚不曾遇到。 叙事型展览将时间轴提升到第一层次,起着主导的组织作用。物品按历史的先后时序进行排放,但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认知,通常会按区域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细分,形成相关的单元,然后再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叙述。然而,因为博物馆藏品的获得具有偶然性,无论是不同历史时期,还是不同的社会生活部类,分布都极不均衡,所以无法像史书或方志那样形成完整的系统。博物馆本质上要以物说话,要通过对各时期的遗存物的阐释与解读来诉说历史,所以,这种展览并不要求形成完整的系统,而是根据藏品资源的特点来反映历史时期的生活。 2. 展览要素:多元混合系统 策划叙事性展览的一种担心是能否得到充分的材料支持,馆藏物品能否支撑起整个展览。事实上,对于地方性博物馆而言,当它要向观众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时,所能利用的并不只有传统的可移动文化遗产。除了可移动文化遗产外,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可信的历史文献与档案,都是社会记忆的载体,都具有历史叙事能力。在杭州,作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六和塔告诉人们,在这个强潮汹涌的河口地区,人们是在怎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当肆虐的钱江潮卷走了沿岸的土地、家园和生命时,人们代复一代地祈求神明的佑助,于是建造起一座能够镇水的宝塔。这种关于人与自然的故事,一般的可移动文化遗产难以诉说,所以可以说,在许多场合,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因为其建造的社会与集体性,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出人们的愿望、夙求与智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如此,它们是在漫长历史演变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沉淀下来的,反映了最深层的精神世界,也是土地故事最好的叙述者。当然,这些文化遗产通常不像可移动文化遗产一样可以直接进入展厅,而是需要通过造型与多媒体的方式,将它们在展厅里呈现和再现出来。造型与多媒体所扮演的是代理人的角色,代表文化遗产向人们诉说。 由此,地方博物馆的展览要素变得复杂。不像艺术博物馆,展览要素由单一的可移动文化遗产类展品构成,由于作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替身出现的各种辅助展品的出现,展览要素开始由单一转向多元。 许多人担心非实物展品的增加破坏了传统博物馆的策展原则。但如果仔细地分析,情况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这一点与我们对文化遗产本质的理解有关。当代各国政府与社会收藏保护文化遗产与个人收藏古董的目的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收藏和保护文化遗产,是因为文化遗产蕴含着社会历史记忆,能提供给我们关于过去生活的信息。在这些文化遗产被使用的时代,无论是其制造信息、功能信息、使用信息、关联信息,以及它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都以明确直白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问题。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历 史的变迁,原先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语境都随之消失。今天,我们只有通过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才能了解和还原上述的现象。这表明,文化遗产最本质的属性并非它们的物质构件(fabric),而是物质中所蕴含的意义 (cultural significance),即历史积淀在其间的信息与记忆。然而,这些意义不是通过文献直接呈现的,而是深藏在物质的深处,普通观众无法理解。同时,物品所处时代的背景也早已消失,这也加剧了观众的陌生感。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我们努力将器物中隐藏的信息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如果有可能,将它置于重构再现的原生活环境中。虽然这些可视化的材料都是为了展览阐释用人工方式制作的,但只要它所反映的现象是真实可信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那它们不仅不是外在于文化遗产的附庸,而恰恰体现了文化遗产最本质的内涵。它们不是策展人从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化遗产或实物展品本身的内在部分。 纠正了这个认识论的错误,我们就不至于为地方博物馆的展品问题过于忧心。如果我们能利用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实物展品,能利用通过造型与多媒体方式呈现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利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确凿无疑的史实,能利用对文化遗产内部所蕴含的信息的可视化,并将它们置入原生活时代的情景再现,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展品缺乏的问题,而且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更接近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具体画面,真实可感且易于理解。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美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个反映美国交通史的展览(America on the move)(图5),讲述了1762年到2010年间交通工具演变与美国社会生活关系的故事,340件展品不是简单地按时间序列排放,而是被嵌入在19个情景再现中,这些交通工具展品在还原的历史生活中被活化了,物与现象融为一体,共同叙述二百多 年来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交通工具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 3. 展览策划的程序 作为阐释与叙述工具出现的非实物展品的增长和多元混合的展览要素的出现,为展览的策划与制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展览要素单一的器物定位展览策划中,组织的程序相对简单,但在以主题叙事为主的地方博物馆中,展览策划的程序变得复杂得多。在器物定位的古典艺术博物馆,典员将藏品清单交付设计人员,设计师将物品分门别类地陈列在展柜里,再加上适宜的照明,或再加上一个标签,工作就完成了。但对于这种多元混合的主题性展览,情况则复杂得多。策展人必须充分熟悉本地的历史文化,熟悉本地的各种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及各种历史文献,然后寻找一种适宜的方法将各种历史碎片整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并将这一故事用空间的形态进行呈现、表达与讲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不能仅仅熟悉单件的器物,而要有系统的考虑,不仅要考虑学术的逻辑,也要考虑展览的视觉与空间体验。总之,它所要解决的,不是将各种器物简单地安放在展柜里,而是